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
我说:这车是我朋友的,现在是我的,我扔的时候心情有些问题,现在都让你骑两天了,可以还我了。
而老夏迅速奠定了他在急速车队里的主力位置,因为老夏在那天带我回学院的时候,不小心油门又没控制好,起步前轮又翘了半米高,自己吓得半死,然而结果是,众流氓觉得此人在带人的时候都能表演翘头,技术果然了得。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我上学的时候教师最厉害的一招是叫你的家长来一趟。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可笑的,首先连个未成年人都教育不了居然要去教育成年人,而且我觉得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应该大于家长和学生本人,有天大的事情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要家长上班请假亲自来一趟,这就过分了。一些家长请假坐几个钟头的车过来以为自己孩子杀了人了,结果问下来是毛巾没挂好导致寝室扣分了。听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肯定先得把叫我来的那老师揍一顿,但是不行啊,第一,自己孩子还要混下去啊;第二,就算豁出去了,办公室里也全是老师,人数上肯定吃亏。但是怒气一定要发泄,所以只能先把自己孩子揍一顿解解气了。这样的话,其实叫你来一趟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说:搞不出来,我的驾照都还扣在里面呢。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于是我掏出五百块钱塞她手里说:这些钱你买个自行车吧,正符合条件,以后就别找我了。
后来大年三十的时候,我在上海,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街上开得也不快,但是有一个小赛欧和Z3挑衅,结果司机自己失控撞了护栏。朋友当时语气颤抖,尤其是他说到那个赛欧从那么宽的四环路上的左边护栏弹到右边然后又弹回来又弹到右边总之感觉不像是个车而是个球的时候,激动得发誓以后在街上再也不超过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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