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我说:行啊,听说你在三环里面买了个房子?
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然后和几个朋友从吃饭的地方去往中央电视塔,途中要穿过半个三环。中央电视塔里面有一个卡丁车场,常年出入一些玩吉普车的家伙,开着到处漏风的北京吉普,并视排气管能喷出几个火星为人生最高目标和最大乐趣。
我说:没事,你说个地方,我后天回去,到上海找你。
对于摩托车我始终有不安全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学校曾经组织过一次交通安全讲座,当时展示了很多照片,具体内容不外乎各种各样的死法。在这些照片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一张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被大卡车绞碎四肢分家脑浆横流皮肉满地的照片,那时候铁牛笑着说真是一部绞肉机。然后我们认为,以后我们宁愿去开绞肉机也不愿意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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